中国人素来出言谨慎，不大轻易评说外国人；反过来，也不大希望外国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可是尽管国人自律甚严，但洋人却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而“海外中国学”，就这样兴盛起来，甚至出了几位精通中国文化的汉学大师。
外国人写中国，未必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其中关节，除了态度问题外，还有视角问题。“文革”期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曾应邀来华拍摄纪录片，不想这厮不识抬举，拍出的中国图景大异于当时的红色时尚，遂被群起而批之。今日看来，并非安氏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只是视角有异罢了。站在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景物，所看到的细节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常识；比安氏幸运，近年有一位法国摄影家名叫马克·吕布的，在北京举办了中国题材摄影展，作品与安东尼奥尼有同工之妙，却受到厚待，如今，这也是常识了。
两位艺术家受到的不同待遇，颇值得深味。岁月流转，社会在进步，所以时事出版社才有可能印行这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首辑面世的共有四册，即《中国乡村生活》、《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变化中的中国人》，其余如《中国变色龙》、《十九—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观》等，正在编译之中，留待日后推出。以上作品，皆为上个世纪之交，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商人、记者所撰，分别出版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已蒙尘近一个世纪，今日重读，别生一番感慨。西方人写中国，自然不一定与中国人自己写的一致，即便写的是晚清，恐怕与我们平常认识里的晚清也未必全然吻合。读了这些书，我们自会发现，洋人描述中国、评论中国，有时也不见得就是件坏事，至少，他们对于清末民初正处于“发酵时期”的中国的观察，可以补充我们自家视野里的盲点，作一种参照；即使作反面教材，供批判用，也总比从电视剧的“戏说”中捕捉历史的真实影像要好出许多。
外国人随笔式的行文，与中国充满学究气的史料大异其趣，加之眼光老辣，常能挖掘国人习焉不察之细节，故而书中不乏别致之处，让人读着新鲜。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E·A·罗斯出版于1911年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记述：“皇帝意味深长的责备好像能查出腐败、制止腐败，因而忠告性的诏令源源不断地出笼；当然格言永远不能改变官员的本性，因为它们提供不出正确行为的动机”，这是讲政治／法律体制；“背诵几条圣人高尚的教条好像就会培养廉俭奉公的官员，故而这些古典格言就成为训练政府官员的基础，导致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在实际工作中缺乏专业技能”，这是指文官制度；“中国人认为，只有古代的圣人才有无穷的智慧，现代人无法与他们相比；所以，期望现在（指晚清———本文作者注）的中国人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是不可能的，其渺茫的程度如同期望苹果树在十月里开花一样”，这是讲国人的保守心态……这些言语，今日读来，仍令人觉得痛痒交并，仿佛好针扎在了穴位上。
所谓旁观者清，这便是西方人看中国看出来的门道。美国作家爱默生曾风趣地说，哪怕你头朝下试着从两腿之间向外看，也会发现一幅美妙的风景。这是讲变换视角的好处。中国建筑讲究“移步换景”，道理也正在这里。
以上引文都是批评中国的。但是有一点多少可以证明他们并非“罪大恶极”，那便是他们著作中从头至尾流露出的对中华民族的同情和对古老的华夏文明的痴迷。当时的中国可谓山河破碎，颓败不堪，连许多中国人都“失掉了自信力”，这些老外却不约而同地在书中盛赞中国，便让人相信他们的同情不是鳄鱼的眼泪，他们的赞美也并非虚情假意。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为他1909年出版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所写的前言可以为证：“本书所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出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我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过很深的交往，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我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我的心就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只布鞋不是专为外国人定做的，以西方的尺码衡量中国，那感觉未必舒服，其中必有许多东西是不那么中意的。反观西方人的视角，不是要把屁股坐到他们一边去，而是为了丰富我们自己的视野，获得一幅多维的历史画面。神经质的人看见别人耳语便怀疑是在骂自己。我们倘要证明自己并非神经质，必须拿出成熟的心态，如戴逸先生在丛书序言中所说：“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至于《中国乡村生活》的作者、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最早一个建议美国总统退还庚子赔款，《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作者阿绮波德·立德夫人成为中国反缠足运动发起人，是该视其为“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还是归为“强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一类，视其为西人“狗拿耗子”传统在做祟，那就完全在你了。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在人口、环保、禁烟等问题上的预见，在后来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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